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避免“健康两极化”疑病症
2022-07-18

人的一生难免生病。有个感冒流涕,多喝些水,再休息一阵,一般都会痊愈,但若一味地不以为然,仍是风里来、雨里去,烟酒不断,就会恶化发烧,再不注意,身体只好扛出肺炎或心肌炎之类的并发症,假若这最后的警告也不听,还要撑英雄好汉,拒药和床于千里之外,那就只有死路一条了。

所以说,对待病要实事求是,讳病是万万要不得的。有病要治,而且要及早治疗,已经成为健康人生的原则。一个国家也是如此,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是难免的,甚至会有些历史累计的慢性病,遗传病,这些和感冒等小病一样,不能因为麻烦,怕痛或羞耻而一味掩盖,千万不要等到“在骨髓,司命之所属,无奈何也”(见韩非子-扁鹊见蔡恒公),才想到汤熨针石火齐,对一个人而言是悔之晚矣,对一个国家即亡国之悲剧。

然而,虽然病不可免,但普通中人,还是健康的时候要多。健康的人不要无端吃药,更不能乱吃猛药,否则好好的人也会被整死掉的,那更是悲剧中的悲剧。就一个人的心态而言,即不要疑病。疑病之人有两种形态,一是无知,二是自虐,尤以后者为害最甚。无知的疑病好治,毕竟现在是信息开通的社会,例如男女青少年的许多青春期的担忧,现在已经不像以前那么严重了。但自虐式的疑病,通常是治无可治,只能依靠心理上的调理。一个有过分洁癖的人不论洗多少次手也无法安心,一个有强迫症的人上台阶必须数清步数,少了一步就必须重走一遍。这样的人是不正常的人,可怕的是在他们的眼中,健康的普通人反而不正常,因此他们经常危言耸听,把自虐传染给他人,这样的人多了,整个社会就会变成一座疯人院。就一个国家的媒体或舆论而言,也免不了有些疑病的症状,无知的疑病是大多数,但也有些自虐性的疑病。好好一个中国,好好一个民族和文化,怎么一到某些人的嘴里就成了垃圾废物、男盗女娼呢,更可怕的是,还通常戴着忧国忧民的高帽,不但自己疑病,还要别人一起疑病。

讳病和疑病,是两个极端,历史上,我们国家都在这两个端点上吃过不少苦头,对于爱国的人士来说,经常讲讲健康人生是很有必要的。总之,对待病和不病,大病和小病,一个人也好,一个国家民族也好,都要实事求是,以科学的态度解决问题,不但要有健康的体制,还要有健康的心理。

讳病和疑病之外,再谈一下治病的问题。医生治病首先是个医德的问题。医生依靠看病而谋生,这时对病人而言就会有道德风险,即医生对病情的无中生有或任意夸大,如看见眼珠子黄就谓之肝炎,看见有个肿块就确定为癌症,或搭了两下脉就恐吓病人阴虚阳衰。到了具体的治疗阶段,能调养的非要用药,用药能用温和的非要猛烈,能不开刀的非要开刀,能不切除的非要切除。所以有因为色盲而偏偏给摘了眼球,因为脑秃而得肾中毒者,此医者大害之甚。医德风险的产生和医生本人的道德素养有关,和医患之间的知识信息差别也有关。要去除这样的风险,一方面要加强医德的教育,另一方面要普及科学知识,完善体制,加强医生组织内的自律和相互监督。

和医生治病相比,在爱国上就是一些政治人士和文化人士对民族国家的言论和实践,因为他们是这个社会的知识阶层,是这个社会的精英。他们经常对国家开出这样或那样的药方,要求做这样或那样的手术。然而,和医生治病一样,政客文人们在各种主张中也是有利可图的,有自己或集团的需要。在中国的历史中,如魏征包公的“直言敢谏”是政客文人的好品质,但也因此而产生了一些为谏而谏的人,有时是为了权力斗争,有时纯粹是为了个人虚名,看黄仁宇的“万历十五年”中就有很多的揭露。这些人和无医德的医生相比,就是没有政德和文德,缺乏对国家和历史负责任的态度。对于这类惟利是图的政客和文人,一方面要用民主意识去教育广大民众,消除信息和知识上的不平等,另一方面要建立起精英间的道德意识,即大力提倡务实求真的官风和学风。

最后,治病虽主要是医生的事,但也需要病人的配合。一个病人能否正确地看待疾病会直接影响到治疗效果。一个人生病了,反省懊悔是应该的,但大发脾气咒天骂地则毫无用处,如果想到寻绳自结、投胎重新来过,则只能说是懦弱。病还可以治,如果是懦弱,那就是性格的绝症了。一个人如此,一个国家也如此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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